60年前，中国登山队开创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历史；45年前，中国登山队再次登顶珠峰，并首次将觇标带到了珠峰峰顶；2020年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他们将在峰顶竖立觇标，精确探测珠峰的真实高度。
攀登珠峰是人类探索精神的缩影，是人类勇气的极致，也是人类挑战自我最伟大的远征。如同首次登上珠峰的探险家埃德蒙·希拉里所说：“我们征服的并非高山，而是我们自己。（It is not the mountain we conquer but ourselves.）”创业之路，亦是迎风雪攀高峰，唯有勇者的超越之心才能笃定前行，唯有探索极致的人方能抵达峰顶。当你在为内心热爱的事业逆行攀登时，或许能从这些登顶珠峰的攀登者身上汲取勇气与力量，要知道，哪怕是夜晚在近乎全黑的珠峰峰顶上，仍然会有雪带来的一点点微弱反光。
近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峰顶，开始对珠峰身高的新一轮测量。攀登珠峰这一终极险境的征程，总是让人热血沸腾。因为，它是人类对困境的极致挑战，也隐含着勇敢者对未知的无畏追求。所有经历过创业的人一定明白这种向不确定性发起挑战的渴望，因为他们无论身处什么领域，都是在攀登心中的高峰。
向不确定性发起挑战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在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之前，《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为什么想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道：“因为它就在那儿。”
虽然，第二年马洛里在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途中丧生，再也没能回来。但他留下的这句话，却鼓舞了无数探险家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
在1960年之前，世界各国的探险家先后十多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除了1953年5月29日，尼泊尔夏尔巴向导丹增·诺尔盖和新西兰探险家埃德蒙·希拉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外，其余登顶行动无一例外均宣告失败：他们要么还没登顶就返回了，要么永远地倒在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路上。
至于从险阻重重的北坡（珠峰靠中国一侧）登顶，则一次都没有。丹增·诺尔盖和埃德蒙·希拉里是从珠峰南坡（靠近尼泊尔一侧）登顶的，难度系数小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北坡的平均坡度为45度，很多地方为一面近于直立的崖壁，再加上高达8级的大风，攀登难度极大。七次攀登失败的英国登山家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是“几乎不可能”的。
直至1960年，中国登山队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刺，完成了世界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艰难任务。但按照国际登山惯例，登顶者必须有充足的登顶证据才能得到公认。这个证据至少包括：第一，登顶者必须在顶峰留下纪念品；第二，登顶者必须在顶峰拍摄360度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遗憾的是时值夜晚，无法拍摄；他们放在顶峰的石膏像太轻，被大风卷走，因此并未完全得到国际登山界的认可。
这一次悲壮的攀登，后来成为了作家阿来笔下的《攀登者》，由香港导演李仁港执导的同名电影也同时上映。中国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向珠峰发起挑战？《攀登者》里写道：“我们自己的山，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
如诗人、企业家黄怒波所说，“企业家是什么，企业家就是挑战不确定性，登山是干什么，登山也是挑战不确定性”。创业的道路如同攀登未知的雪山，面临的是不确定的风险、挫折，甚至失败，但拥有直面艰险的力量的企业家，仍然选择主动向不确定性发起挑战。
向未知之境不懈攀登
电影《攀登者》中4名冲顶队员的原型，即当时挑战珠峰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在那次攀登途中，经过三次尝试，原本具备登顶实力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冲击“第二台阶”。他们原来并不是专业的登山队员，王富洲是地质工作者，贡布是解放军士兵，屈银华是伐木工人，刘连满是消防队员。
通往峰顶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上部几乎是一道垂直的高达5米的光滑岩壁。进行了多次尝试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队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和攀爬，屈银华的脚趾和足跟都被彻底冻坏了。
刘连满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登上“第二台阶”后，他体力不支，只得留在海拔8700米处歇息。他选择将大部分氧气留给队友，甚至写好了遗书，几乎是带着诀别的心情和队友告别。
当时已是晚上7点，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想到天气预报说未来几日天气将变坏，三人没有考虑太久，决定登顶。珠峰峰顶上近乎全黑，只有雪带来的一点点微弱反光。王富洲三人只得在寒风中匍伏地面，以极缓慢的速度向顶峰接近。距离顶峰还剩下五十二米高度时，氧气却用完了。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黑暗、寒冷、缺氧、饥饿、干渴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登山者到底是如抵达峰顶的。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平静地回忆道：“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攀登珠峰尚且有尽头，最高处便是终点。然而对创业者而言，创业之路永无止尽，就像永远在攀爬一座险峻山峰。创业者甚至在过程中很难定位峰顶在哪里，所能做的唯有保持初心，无畏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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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之后，三人在返程中遇到了刘连满，四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平安下了山。到珠峰大本营后才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登顶次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出现巨大的风雪。
《攀登者》的故事起点就是这次没有被国际社会完全承认的登顶。作者阿来陆续采访了两次登顶的几十位亲历者，但没有留下任何采访记录，“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不是靠纸面记录的。”谈起大自然时，亲历者们都显得谦卑、内敛。
创业的过程如同攀未知的山峰，前路充满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或有风险，或有机遇。我们对成功固然充满热望，但亲历的过程也无比重要，这是一场自我提高与自我征服的历练，无论中途面临多少次低潮或挫折，不妨记住珠峰攀登者的一句话：“你不是去征服自然的，你是去认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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