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多年前，有这样一份关于美国科学发展建设的规划报告，帮助美国快速摆脱了对于欧洲基础研究以及科研人才的依赖，为战后美国的国家创新体制和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就是由伟大科学家范内瓦·布什应罗斯福总统要求而做的《科学：无尽的前沿》。
70多年前的这份报告中，除了详尽规划的科学发展蓝图，还提出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发展路径，系统分析了科学发展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家支持科学发展的做法，可谓是改变了人类科学发展的格局。而在70多年后人类的文明和挑战都有了不同的形式和内涵的今天，关于《科学：无尽的前沿》的讨论、重温与修订仍未停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内核让这份报告历久弥新，不断为科技从业者提供新的思维与视野？
面对从机械革命和电气革命步入信息时代和生命科学时代的21世纪，蕴藏着更大的创新机会，就科学技术发展来说，更需要高屋建瓴般的指导。显然，70多年前的这份报告需要一些新的解读，而在202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前首席执行官拉什·霍尔特便为《科学：无尽的前沿》赋予了新的生命。在新版《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拉什·霍尔特及时解读了21世纪科技发展的能与不能，指出要以一种更广阔的哲学视野来看待科学的价值，要将公众视为更加平等的伙伴，要重视科学事业同公民社会之间关系，要视科技为一种能够造福大众的力量。
对于希望增强科技实力、提高竞争力的企业来说，这本书能够帮助你系统掌握科学发展未来走向，了解企业科研工作者研究管理、企业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培养、对基础科学与前沿研发投入分配等方面的重点，从而找到适合企业科学发展的可执行蓝图规划。
本文为阿里达摩院城市大脑实验室负责人华先胜为新版《科学：无尽的前沿》所撰写的推荐序，他在文章中指出：明了科学发展的初心，明了科学发展的走向，运用科学的智慧往往决定了企业乃至于国家的未来。
已经很久没有如此仔细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一篇颇长的报告了，而且是70多年前的一份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在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领域耕耘20多年，第一次知道自己过去那么多年从事的职业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赖以支撑的政策，原来是来自这份报告。这也促使我去认真思考这些政策背后的思考，以及今天对我们的启示。那么，这份报告是否依然适合当今时代？或者，我们是否已经走了太久，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或者，今天的发展已经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政策有了更新的要求？
这份报告的逻辑十分清晰。报告的缘起是罗斯福总统的四个问题，包括：战时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民用，科学与疾病的斗争，政府如何促进科研活动，以及发现和发展青年科学人才。布什论述了科学带来的巨大作用，明确提出科学进步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使得疾病得以预防或治疗，促进有限资源的保护，并为抵御侵略提供更多保障。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呼吁政府成立科学研究基金会，并给出了运作基金会的方式和五项基本原则。
布什在报告“呈送函”中明确指出，该报告主要针对包括生物学和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而且报告的主体强调了基础科学研究的作用及政府应该形成和执行的策略，其中很多原则也适用于基础的技术创新。
读完报告和霍尔特的导读，我思索良久：今天我们阅读这份报告，对我们的启示仍然振聋发聩。就青年科研工作者来说，对于今天国际国内的学术研究氛围和形式，我们并没有多少人认真探究过它的起源和初心。但是，如果我们能对此有所了解，就能够更清楚地分析其中的利弊，从而更充分地利用科研环境提供的支持，减少可能产生的弊端。同时，伴随报告一起出版的霍尔特的导读对布什报告的成因和主要思想做了解读，并且分析了其中最重要的主张——科学研究的自由所带来的科学家脱离公众利益的弊端，特别是2020年至今的新冠疫情以及全球气候问题，科学研究并未能给予及时的解决。
报告和导读都深入分析了科学的作用、科研的组织形式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府策略，逻辑严密，论述也很完整。管中窥豹，我认为阅读此报告和导读，至少可以促进我们在如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和探究。
科学研究的驱动力
报告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科学研究的自由必须得到保障，认为思想自由、研究自由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研究者的兴趣、好奇心以及想象力，不受限制地对自然科学开展自由研究，是必须得到保障的。布什坚信基础研究只有在科学家的掌控下方有成效，所以提出科学研究应该由科学家来主导和决策。在他提议建立的国家研究基金会中，是以杰出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科研指导的。霍尔特总结这是布什愿景中的关键部分，也是具有决定性的部分。不过霍尔特既肯定了这些原则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话题。
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
报告和导读都仔细讨论了科学研究的作用，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作用。布什和霍尔特都从偏“物质”的角度总结了科学的作用：民众健康，国家安全，创造就业，提高生活水平。
对于基础科学研究，布什也给出了定义——它是一种“在不考虑实际需求情况下”的对基础知识的寻求，是“所有实用知识的来源”，是“技术进步的引领者”。霍尔特则总结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研究和创新过程的推动力量。
在科学和就业的关系上，布什很清楚地提出只有释放“全部创造力和生产能力”才能实现通过科学促进就业的目的。而这一目标并不能通过制造相同或者更高价格的相同的东西来达成，而是要通过提供新的、更具吸引力和更便宜的产品。新产品从何而来？必须有新的科学知识来推动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但是，布什也明确提出“科学本身并不能为个人、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弊病提供灵丹妙药”“科学都只是以团队中一员的身份贡献于国民之福祉”“以牺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他对国民福祉至关重要的研究为代价来发展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科学不能依靠自身单独存在”。
当今，自然科学，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出现了交集。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命质量的提升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更多是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跨界融合的阶段，特别是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正在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提供更强大的工具和方法，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也可能给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驱动力，甚至指导。
另一方面，人的生存发展和生活幸福，不仅仅有物质层面的需求，精神文化层面也正在变得更为重要，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将为此提供助力。而且，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研究和创新，也一定是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自然科学领域里面的跨学科，也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毕竟这个世界并不是按学科来发展变化的，它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也是一个整体的发展变化过程。当然，鉴于知识的快速增长与更新，让一个人成为多方面的专家已经非常困难，团队作战和智能信息技术辅助将是未来解决这个困境的有效方法。
企业能否做基础科学研究？
报告中详细讨论了企业科技研发机构不适合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观点。主要依据在于工业实验室过多关注即时的实际目标，基本上支持的是可预测的商业性成果。他认为在公共和私人支持的学院、大学以及接受捐赠的研究机构，“科学家可在一种相对没有成规、偏见或商业需求等不利压力的氛围下开展工作”，这样的机构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强烈的团结感和安全感，以及极大程度的个人知识自由”。
布什认为，因为通常受制于经济指标、自身定位以及持续的商业压力，工业实验室在基础科学方面很少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即使有例外，其自由度也很难与大学相媲美。
然而，在今天的环境下，企业是否能够承担部分的基础科研呢？从经济实力和人才储备上看，今天的大型企业具备这样的条件，也有不少企业具备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恩格斯也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在应用科技的创新研发上，企业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企业实验室对基础科研的规律的认知，以及组织机构的设置，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交学费。然而，过分强调商业化，有可能会带偏基础研究的方向，甚至会带偏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应用研究到直接为大众带来福祉的技术、产品的整个路径。如果能将基础研究从应用研究、技术创新中剥离出来，由相关领域的真正的基础科研专家来带领，哪怕是在有限选择的领域开展自由的研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利用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以产生利国利民的成果、产品，企业有更大的便利和优势。
科学研究和公众需求的关系
——霍尔特的质疑
霍尔特在肯定和赞扬布什报告的同时，也深入讨论了布什的核心观点对科学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霍尔特的质疑点主要在于“科学的价值是否已经得到完全体现，公民又是否从科学中得到了他们的所需？”他认为布什倡导的科研体系在促进研究的繁荣的同时，也促成了科学与公众的隔绝。布什的体系更像是“科学家的公仆”，是“一种资助科学家自由选择所从事工作的体系”。
霍尔特认为布什科学体系割裂了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连接。世界上有许多最紧迫的挑战（例如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公众的感知是直接、明显的，也是迫切的，但布什科学体系却认为基础科学研究不应受此制约。霍尔特的一个论据，就是2020年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霍尔特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科学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对社会做出贡献所持有的片面观念”。布什认为科学是获取可靠知识的最有效途径，而霍尔特认为，“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它能使我们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最可靠知识。这是它最根本的贡献。”霍尔特将科学的作用上升了一个层次，不仅是获取新知识，而且是获取新知识的方式、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霍尔特认为，科学不应远离公众，相反，公众应“更多地参与对科学的引导和监督，我们也需要公众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科学思维。这需要公众和科学界共同采取行动。”
确实，当今的社会，如此依赖科技。每一项科技成果，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深深地绑定了我们。科技和公众的融合，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科技已经逐步深入政府、教育、工业、能源等方面，特别是数字科技、智能科技，正在不可阻挡地改变着整个社会和公众的生活方式。未来，科技与公众的生活质量、幸福水准都密切相关。今天，科技更多的是给生活质量、幸福带来助力（虽然有时也产生问题），可以预见，科技和幸福未来会有更深入的融合，那时，幸福可能会是“决策者”和“推动者”，而不只是被动的“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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